第一百一十一章 治須倚親，更須倚法

 春秋以降，中國君主即重律令。 

 秦有商鞅變舊法，漢有蕭何制《九章律》。 

 三國時，曹魏有《新律十八篇》，蜀有《蜀科》。 

 及西晉代曹魏，晉武帝司馬炎行《泰始律》二十篇，東晉、劉宋、蕭齊皆用其法。 

 至蕭衍篡齊建梁，為示天命更易，遂刪定《晉律》，於國中頒行《梁律》二十篇。 

 今時陳國所用之法，即是《梁律》。 

 陳伯宗將手中的《陳律》合上，放在身前桌案。 

 與承自魏晉的《梁律》不同，這本陳國新律承自北方的《齊律》。 

 這《齊律》有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乃是高氏篡魏建齊之後，集北方律學家參考北魏律令及《麟趾格》，積十四年之功編撰而成，精要遠勝《梁律》。 

 先帝陳蒨便是為其精要所折，方才起了擇其精華，新編《陳律》的念頭。 

 自天嘉六年（565年）至今，窮南朝律家六載之功，《陳律》總算付梓。 

 陳蒨逝後，在陳伯宗的干預下，這部《陳律》體例條文有七成與《齊律》相類，幾乎成了本“抄”來的律法。 

 這倒不是陳伯宗偏要外行指導內行，而是他知道，歷史上這本《齊律》就是《隋律》和《唐律》的底本。 

 沒必要讓那些修撰《陳律》的官吏，為了南朝正統的自尊心往裡面和太多的稀泥。 

 至於另外三成，則多是些貼合南朝實際的條文變化。 

 當然，其中還有陳伯宗親自過問之後，眾律家方才修撰而出的兩篇新法——商訟篇和藩夷篇。 

 顧名思義，這是兩篇專注於解決商業糾紛和境內蠻夷問題的新法。 

 歷史上，自先秦至於明清，因重農抑商

之故，中國一直沒有專門的商法。 

 陳伯宗之所以獨制商法一篇，一則，是他意欲借律法保障民間商人利益，使國中與權貴未有勾結的普通百姓亦有可能經商致富，如此，或可為來日孕育一絲資本主義變革之機。 

 二則，是近年來東海之上貿易漸多，朝廷欲維護海貿秩序，使海貿繁榮，已必須立法。 

 至於藩夷一篇，與前者相類，陳伯宗亦有不得不立的理由。 

 陳國境內的蠻夷太多了。 

 陳國在籍的八百三十二萬人口中，約有三百五十萬是不會說漢語的蠻人。 

 他們與漢人不通語言，不同風俗，因此以禮義為綱的傳統漢地律法於他們身上很難收穫全效，故而《陳律》之中特闢新律一篇。 

 自然，在這針對蠻夷的一篇律令之中，亦有許多陳伯宗的私心手筆。 

 諸如，“諸夷能夏言，守禮義，著夏服者，令著夏籍” 

 “諸夷著夏籍者子孫為夏人”，“諸夷著夏籍者減罪一級”，“夏人犯禁減罪二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