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伊爵士 作品
第409章 新的世界(2)
秦皇漢武之所以成就霸業,也與其重視大型役畜這一戰略資源不無關係。商鞅變法的主旨即為“耕”與“戰”,所以役畜就顯得尤其重要。當時“盜馬者死,盜牛者加”的重刑,既反映了國家對官牛資源的保護,也從側面證明了農業社會對役畜的迫切需求。
漢朝大力發展馬政,才得以建立了行動迅速而靈活的騎兵部隊,與匈奴騎兵的速度縮短了差距,而且也解決了糧草供應和輜重運輸問題,使得漢軍能夠深入大漠腹地追擊匈奴。
明朝飽受蒙古侵擾,因此非常重視馬政,動輒即高呼“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明代儘管重視馬政,但至宣德年間即自告廢弛,宋、明兩朝先後亡於蒙古和滿族鐵騎,與戰馬偏少而質劣不無關係。
為了使役畜的強大驅動力在戰爭期間發揮出來,秦朝實行“車同軌”,還“為馳道於天下”,以便能在必要時以最快的速度向各地投放武力。
牛對運輸與農耕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馬。雖然馬也可以“牽犁耜,駕糞車,闢土沃田”,但在絕大多數時候,這些工作是由更溫順、更易養活的牛來完成的。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廄苑律》表明,秦國曾為了大量孳息和使用牛耕,對養牛戶的牛進行肥瘦評比,主管養牛任務的田嗇夫會因此而受到獎懲。
東漢名士應劭把耕牛保有量視為國家強弱的標準,聲稱“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
武則天當政時期,曾大購牛羊,“以廣軍資”。她的大臣張廷皀將耕牛視為社會運行的樞紐,指出“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
驢也是重要役畜。從宋明兩朝開始,役畜結構出現重大變化,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相互征戰,使得中原地區難以獲得來自北方的馬,加之隨著早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農家更願意選擇邊際效益更高的役畜。馬在農業領域中的重要性,隨之逐漸讓位於更易飼養的牛、驢等其它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