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百姓苦逼生活從稅開始（上）

    向江河湖海徵收魚稅則不然，水面寬廣不代表魚多，卻是官府制定納稅額度的主要依據。此外還有許多運氣成分——今天收穫頗豐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穫，今年湖裡魚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會影響捕魚的收成，築壩攔水與過渡捕撈等也會影響捕魚的收成。收成充滿了不確定性，稅額卻有定數，河泊所的官吏們為了完成任務，便只能依靠擴大徵稅的覆蓋面（將以前不徵魚稅的小水溝小水塘全都納入徵稅範圍）和加大徵稅強度（強搶百姓的漁網魚簍來逼迫他們繳稅）。

    更有甚者，當朝廷派人前來追索欠稅時，河泊所知道從漁民身上已榨不出錢來，便會與地方官員勾結，將欠稅攤派給其他百姓。

    朝廷有統一的夏稅，茶椒仍要納糧，果絲仍要繳稅。原產地已納過一次稅，運輸經過的每處關津還要再納一次。對百姓的掠奪何其密集。因為疾病致死或逃亡棄失之類的原因，貧窮之家勞動力不足時常常被迫拋荒。如此，土地上的產出已不如往日，徵收聚斂的稅賦卻仍是往日的額度。里長胥吏不上報，州縣官府也不管。百姓只好賣掉田產來補足欠稅，只好拿錢來補足勞役。田產減少了每年的稅額不變，人口減少了每年的勞役不變，惡性循環之下百姓越來越慘。

    明代的“商稅”並非僅以商人為徵收對象，而是“行齎居鬻，所過所止皆有稅，……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出門帶的東西，居家賣的貨物，經過關口駐留城鎮時皆要納稅，只有農具、書籍與不曾出現在市場上的物品除外。實際上是一種針對全民的消費稅。

    從洪武時代起的商稅稅率，是按商品價值的三十分之一徵收。實際操作中，則不問產量的多寡與價格的高低，一律對徵稅點實施定額攤派。

    這是一種典型的懶政。朝廷實施這種懶政的根源，是既想保證稅收總額，又不願提高徵稅的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