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一開口就是暴論

 五十年代末，汪增其被批判，下放到武城的農場去刨糞，他只能苦中作樂。

 回家探親的時候，他跟妻子笑著說冬天刨糞根本聞不到臭，崩到身上的也都是冰渣子，一抖就落地上了。

 卻不談在零下一二十度的戶外，他鏟著這樣又臭又硬的冰碴，做著與自己身體和精神完全不匹配的工作，到底是怎樣的磨礪與辛酸。

 後來那個年代，他在京劇團醉心創作，寫就了《沙家浜》等好幾個經典戲劇，傳唱一時，可是結果等到事情平復，他反而又因為參與這些工作被調查。

 當年寫得有多好、有多受歡迎，此刻受到的反噬就有多強烈。

 就這樣，汪增其謹小慎微的生活到了1980年，若不是好友們的支持和人民文學、燕京文學這些編輯們反覆的鼓勵、做工作，也許他早就已經徹底放下他寫作的筆。

 結果當他拿出一部《受戒》，把人世間的美好與純真寫得淋漓盡致，卻被人質疑為“寫的挺好，但這有什麼意義？”

 直至今時今日，在劉培文的座談會上，汪增其依然要躺槍，依舊要咬牙忍受別人的嘲諷。

 是可忍，孰不可忍？

 劉培文心中越想越氣，等到該他發言的時候，這股抑制不住的怒意已經成為了一柄利劍。

 於是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暴論。

 “剛才聽了諸位同仁的點評和分析，我來說說我的感受吧。”劉培文淡淡地說。

 “我認為，今時今日，如果有人堅持認為文學必須要有所批判，有所揭露，而不可以歌頌美好，不可以表達人世間的美，不能單純只為講好一個故事而努力，那他就是文學的罪人！甚至是文學的掘墓人！”

 “劉培文，你這話什麼意思？給誰扣帽子呢？”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站起來斥道。

 “我沒有給任何人扣帽子，我說的是有人，也不一定是在座的各位，請不要急著對號入座。”劉培文也沒起身，就坐在那裡繼續平淡的說著話。

 剛剛站起來的人立馬尷尬了起來。什麼意思，對號入座的是我對吧？

 “咱們國家的文藝發展的標準，一直是雙百方針，”劉培文繼續說，“其核心精神就是文學藝術應當可以自由的發展與討論。文學應不應該響應社會發展需要？應不應該有批判的作用？當然應該、太應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