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五代十國（5）

 膚施縣衙內堂，幾十名兵丁手摁腰刀將二堂外的院落團團圍住，縣中的衙役一個個被推搡到一邊，臉上均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樣。院落當中，一張舒適的靠背椅上穩穩端坐著一個人，臉上頗帶著些從容不迫的神色，卻正是延州節度衙內都指揮使，延州節度使高允權的兒子高紹基。
　　高紹基今日來，是來尋膚施縣令秦固的晦氣的。　　北臨党項地界，延州境內的流民問題始終是困擾延州軍政當局的一個老大難問題。自從高允權的父親高萬金時代開始，銀夏地區的原住民就開始不斷南逃延州，後唐同光年間甚至因此而在延州境內鬧出來一次大範圍的饑荒，一次性餓死了將近十萬人，延州原本也算是個邊陲大郡，經那一次後元氣大傷，至今仍沒能夠恢復過來。　　對於延州而言，流民問題和党項的問題威脅同樣嚴重，這些流民不斷地消耗著延州的資源儲備，使得延州的經濟狀況始終得不到喘息的機會，也使得延州始終處於一種危機狀態中，無論是擴軍還是屯田，都只能想想，卻做不起來。高萬興如此、高萬金如此，周密如此，到了高允權，同樣如此。　　延州的流民政策已經經歷了數次改變了，後唐年間那次饑荒之前，延州幾乎年年接收北方的流民，這些流民當時因為延州官方對他們採取了賑濟的政策，便常駐不走，這樣一來漸漸在延州城北形成了一個流民大營。這些外地流民不但帶來了党項人的敵視，同時也帶來了疾病和瘟疫。因此沒過多久，延州方面就告誡這些難民，他們必須離開延州。　　結果是流民在幾個中堅分子的帶頭下揭竿而起，一度圍攻延州城未遂，結果搶劫了延州附近的豐林縣，而後一鬨而散。　　在那次教訓以後，延州軍事當局便開始對流民不報好感，這許多年以來，延州的文官系統一直希望能夠利用流民的廉價勞動力來推動本州的農業和人口發展；而軍方則一直在驅趕和殺戮那些進入延州的新流民。　　延州的文官和軍方之間關於流民問題的這種政策性爭執綿延了幾十年。幾十年來雙方一直未能就此問題達成過妥協。按道理來說，流民問題牽涉廣大，屬於民政事務範疇，而民政卻又恰恰是文官的權力範疇。但是在五代十國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全國的文官政府體系被一百零八個節度使藩鎮所取代，軍閥林立的結果便是，自大唐貞觀年間開始在數代君臣的小心呵護下建立起來的以科舉制為基礎的文官體系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和打擊，直至今天也仍然沒有恢復元氣。　　然則事物都有兩面，即便是軍閥，也沒有辦法真正做到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畢竟軍隊最擅長的還是破壞而非建設，因此在任何一個藩鎮中都不可能完全沒有文官的存在，黃巢那樣根本不考慮建設和政權穩定性的流寇卻又要另當別論。在這種情況下，軍人團體和文官團體的權力之爭便變成了很常見的事情。這種權力鬥爭在任何一個稍具規模的藩鎮內部都存在，只不過表現模式和劇烈程度各有不同罷了。　　延州的這種情況也是由來已久，只要藩鎮們任用文官來主持轄境內的民政事務，就不可避免地要擴大文官的權限，而這在客觀上又必然會導致軍方的利益和權力受到挑戰。雙方的矛盾一旦產生，便不容易消弭。在雙方的這種鬥爭中，軍方因為握有最強大的國家機器軍隊，因而zhan有天然的優勢。每當雙方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乃至不可調和的時候，藩鎮往往會犧牲文官的利益而遷就軍方的態度。這個時候的文官集團就面臨妥協或者滅亡的命運。　　最起碼在五代十國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絕大多數文官集團在這種時候會選擇妥協求存以待來日，掛過四朝相印的馮道便是這些文官中的傑出代表。　　延州的文武之爭當中，文官集團唯一的一次佔據相對優勢是在後晉天福年間，著名的兒皇帝石敬瑭掌國時間在五代的皇帝當中相對算比較長的，加上石重貴的那幾年前後有十年的時間，這十年時間內中原的局勢相對穩定，中央政府的權威日益增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也隨之增強，而天下文官集團同氣連枝的性質更刺激了延州藩鎮內部文官力量的增強。當時的延州節度使周密在人地生疏的延州採取了與文官集團結盟以壯大自己權勢的策略，導致後晉年間文官集團在延州的發言權一度達到鼎盛時期。目前延州九縣的所有縣令縣丞縣主簿和縣尉都是當時任命的，文官集團把持了地方實權。　　但是這種情況直接觸犯了延州軍方的利益，心懷不滿的軍隊發動了兵變，奪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長高允權抬出來領頭，將周密趕到了東城。原本這種幾乎等同於公然聚眾造反的行為必然將導致後晉朝廷的討伐，但當時面對契丹強大軍事入侵的後晉朝廷根本沒有實力再派出

軍隊平叛。兵變爆發時，石重貴政權已經在契丹面前轟然倒下，這也是延州的軍人們敢於公然對抗周密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