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方士僧道

    整個明代最沉溺於宗教方術的皇帝有兩個——成化皇帝朱見深和嘉靖皇帝朱厚熜  。與嘉靖單戀道教不同，成化時期是一個“僧道俱幸”的時代，以李孜省為首的僧道方士們不但獲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甚至佔據重要的官職和部門，作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臺，和宦官、後宮沆瀣一氣、把持朝政。

    這樣一來最跳腳的就數這些“十年寒窗”苦讀的文官了，很明顯朱見深繼宦官後讓這些僧道方士來制衡朝臣的又一支力量，可以說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他也是江西人。這裡不得不提一下江西這個神奇的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當農民沒地、想經商沒錢、想做工匠又恥於身份低下，都希望科舉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額有限，而術士絕對是另一份極有前途的職業，無需資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讀書人的體面，還免去經商、做工的操勞，幹得好了出入宮廷加官進爵，至不濟也能行走江湖混個溫飽，所以，江西士人對這一行當趨之若鶩。明代江西出了數位著名方士，給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興國人，整個十三陵可以說是他挑的地方。導致明英宗復辟的“奪門之變”中，為主謀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萬也是南昌人，後來官至工部尚書。正一道天師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貴溪龍虎山，除了張元吉等歷代天師，到了嘉靖皇帝寵信的道士邵元節也出自這裡。他們都依靠方術開闢了一條通往權力核心的新途徑。

    朱見深日益對文官的不信任是因為早年兩為太子，  幼年卷於皇位之爭，精神壓力極大，對文官們無好感，主政後又離不開這些文官，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後又兩宮皇太后為爭英宗合葬跟朝臣弄得很僵，所以對文官集團產生不信任，在最艱難的日子裡只有萬貴妃陪伴，主政後重用宦官，發明了一個新官職“傳奉官  ”，後又重用方士僧道，所為這一切是內心缺少安全感，總覺得有朝臣針對自己。這才放任萬貴妃插手朝政，又放出宦官汪直組建西廠。

    天順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見深下了一道詔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為文思院副使。這便是“傳奉官”之始。“傳奉官”是當時人們稱呼那些不經吏部，不經選拔、廷推和部議等選官過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很明顯，這違反了正常的手續，卻只是為了滿足皇帝或者後宮中某個妃嬪或宦官的願望。這一舉措對制度的破壞，帶來了三個後果:

    第一，從此，皇帝視官爵為私物。只要皇帝喜歡，可以隨意地任用官員，從而破壞皇帝與官僚士大夫之間的平衡。朱見深自己，也往往一傳旨就授官百數十人。對於士大夫們來說，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這樣的行為，無疑將官爵變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傳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說明其中大部分人是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獲得官職的。對於一個文官政府來說，混雜著一大批出身於軍人、僧道、工匠、畫士、醫官的官員，朝廷的文化認同性必然產生問題，在運作中的衝突必然加劇。而傳奉官中多數是一些佞幸之人，靠著結交宦官或者行賄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職，他們的在職也就大大地敗壞了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