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五章：杭州新學要旨

　　前面講了這麼多其實只是說明了一點。那就是儘管王安石是性無善惡論，但其並不是純粹的性無善惡論，其也不能在其變法過程中徹底貫徹性無善惡論。

　　割裂了手段與目的，混淆了監督與執行，導致大量虛偽的性善論者躲避在其羽翼之下。等王安石意識到問題時，其必然要求進一步集中權力，避免被下屬拉大旗作虎皮。

　　當他集中權力，提防內部偽新黨時，又有一大批性惡論者進入其中，掀起酷吏，攪渾變法。

　　所以到後面王安石離場時其基本已經發現變法幾乎已經成為進亦錯退亦錯的局面。這也是其一去不返朝的原因。

　　哀莫大於心死，只是這些東西，王安石找不到答案，也不便說出來。

　　說到底，王安石最大的不幸就是還不知道知行合一的道理。他只以為他明白了最好的道理就能執行好這些道理。在執行中卻因為現實各種威脅與妥協，並最終不得不得走向獨夫的境地。

　　卻不知道，不能在實踐中踐行的道理，並不是真道理。不能隨實踐修正的道理不是真道理。

　　只可惜王明陽王先生生在了大明。如果其拖生在北宋，王安石就不會陷入理論與變法實踐脫節，最終連其自己都無法嚴格堅持的境地。也免了華夏受辱與韃子，腥羶百年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