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七章：杭州新學之六經注我

　　“說得都很好的，照你這麼說自漢唐以來，儒學往往性善論為主，大都虛偽咯”很顯然，吏部侍郎這會兒必須趁著空擋給宋應昌找點茬。因為這點茬是佔在多數讀書人基礎上的。

　　“不是漢唐，是宋特別是南宋以來。漢唐儒生治《左氏春秋》《呂氏春秋》等等都有，連桑弘羊這種客觀地討論鹽鐵的也有。大家想當然以為的自古以來，其實是自宋以來，特別是自南宋以來。根本不是什麼自古以為的聖人教訓。”宋應昌繼續耐心回應。

　　這一點其實宋應昌以前都很少去思索過，到底有哪些自古以來才是真的自古以來。有哪些只是當前士人自己混淆的想象。還是前段時間高翰文運過來的資料中明確提出，宋應昌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更進一步的是現在的聖賢或許只是當前士人想象的樣子，真實的樣子是什麼樣卻未可知。

　　在新來的資料中，師孃徐有知在語言語義演化中明確一詞多義的情況，更是點名了這一點。比如周時的國人僅限城郭以內的人，城郭之外為野人。野人連城內的奴隸都還不如。

　　而先秦文獻的民往往也僅限於有身份的士紳，而不是真的一般的人。

　　但這些可不便於說出來。說出來就變成聖人支持士紳為國守財了。

　　“準確一點，以你們所謂杭州新學的標準，宋以後可還有真的心善論的士人？”很顯然，不給宋應昌思考的機會。吏部侍郎直接問了個更明確的問題。

　　“有，還很多，比如當前重視經世致用的泰州學派。比如提出格物致知的朱子。朱子學派雖然淪為虛妄，但朱子本人所提的格物致知，不正是通過窮外物之理，致力擴充認知，以禁人性之惡。只是其徒子徒孫大多倒拿了書本，緣木求魚而已。”